从佩蒂到凯恩斯，货币派的共性都认为利率主要甚至完全由货币因素来决定。市场上的货币数量直接影响利率：货币越多，流动性越大，利率就会降低；相反，利率则越高。他们把对货币的需求归结于人对投资、交易和预防的需求，把对货币的供给全部归结于政府，即供给端完全由政策制定者把控。
在我看来，货币派的谬误主要在于混淆了短期利率与长期利率。正如前人所述，货币当局所能操控和影响的主要是短期利率，它同金融投资关系密切；但是对实体经济真正重要的是长期利率。货币幻觉至多能够在短期内影响人们的判断和预期，但长期来看，人们是否愿意融资去从事实体投资，归根结底还是要看是否有盈利空间，而这盈利空间则最终来自人们的消费需求。
对货币派的批判，导致了第二种利率理论的诞生，即实物资本利率理论。
尼古拉斯·巴尔本于 1690 年在《贸易论》一书中，首次对佩蒂和洛克等人的货币利率理论提出了批评。他认为，利率的变化是由实物资本的借贷导致的，货币仅仅是表象和中介；利息作为资本利润的一部分，主要由实物资本的供求来决定。其后的英国经济学家亚当·斯密、大卫·李嘉图等，都继承并发展了这一思想。亚当·斯密指出，利息是出借人放弃使用产业资本而获利应得的一种报酬，是产业利润的一部分。
庞巴维克于 1884 年详细研究了哪些因素对资本供求产生影响，从而影响利率。他认为，任何商品都有现在与未来之分，人们一般看重现在、看轻未来。在借贷中，对于借入者而言，是将未来的商品转化成现在使用；而对于贷出者而言，是将现在的商品转化到未来，因而遭受了损失，必须加上一定的贴水，这就是利息。庞巴维克认为，影响利率决定的因素主要有三个（翻译为现在通用的概念来说）：
- 国民储蓄
- 劳动力规模
- 投资水平
他认为，利率的决定主要由储蓄与投资来决定。
阿尔弗雷德·马歇尔对庞巴维克的理论进行了简化，他在《经济学原理》一书中认为，决定利率的因素主要是实物因素。利率作为资本的价格，由其供求决定：资本的供给即是储蓄，资本的需求即是投资。马歇尔认为，利率与储蓄的函数是增函数，利率与投资的函数是减函数。
• 当储蓄与投资达到均衡时，得到均衡利率。
• 当储蓄增加而投资曲线不变时，储蓄曲线向右移动，得到一个新的均衡点，能很明显地看到这种变化导致利率降低。
• 当投资需求增长使得投资曲线向右移动而储蓄曲线不变时，得到一个新的均衡点，这种变动使利率有所上升。
费希尔于 1930 年在《利息理论》一书中，首次提出了“人性不耐”（human impatience）来解释利率的形成和决定问题。费希尔认为，人们对于现有的财货与未来的财货的偏好是不同的，这基于人们是否愿意接受财货延迟消费的程度，这种程度即人性不耐。当人性不耐越高时，意味着对现有财货的偏好与对未来财货的偏好之间的差距较大，需要用越高的贴水进行补偿，才能满足借贷财货行为的发生。
至于利率的高低，费希尔同意马歇尔的观点，认为由储蓄和投资这两个因素来决定：
- 一是人性不耐决定的资本供给
- 二是由投资机会和超额收益率决定的资本需求
可以看出，实物资本派的共同点是认为利率由实物资本的供求来决定（这些实物包括商品、土地、原材料等），并且认为储蓄和投资的平衡状态是利率达到均衡的一个前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