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产性外资怎样组织中国的部分生产要素
“156项工程”和1973年以后的“四三方案”，虽然性质不同，都包含了对外部信用和外部资源的使用。这些项目大多需要逐项谈判。一项工程对应一批设备，一批设备又对应具体的付款安排。项目结束以后，还要重新寻找下一次合作。不严格地说，它们更多是项目性的合作，还没有形成持续运转的资本、生产和销售循环。
1978年，被视为改革开放的元年，是从这一年开始，中国经济开始比较系统地参与国际经济贸易体系，逐渐参与到国际分工和交换体系中来，是体系性的，系统性的。生产性外资成为启动这一过程的重要力量。
外商不再只是把设备卖给中国，也开始直接到中国投资，设立合资或者独资企业，组织生产，再把产品销往境外。
为保持讨论的焦点，这里所说的外资，主要是改革开放早期进入制造业，并以出口为主要方向的生产性外资。外国政府贷款、短期证券资金、房地产投资和各种返程投资，虽然也可能被统计为外资，暂不纳入讨论范围。后来以中国国内市场为主要目标的外资，运行机制也有所不同，本文同样不作展开。
外资进入以后，对中国经济增长的影响是多方面的，也是复杂的。单从信用和资本的角度看，它是点燃中国经济的火花塞，可以概括为：起到了两个作用，产生了两个重要影响，并逐渐形成一种路径依赖。
两个作用
第一个，要素整合
资本的一项核心作用，是要把分散的生产要素组织进具体的项目。
外资不是凭空产生的。它产生于西方成熟的市场经济循环，有些来自企业过去积累的利润，有些来自银行贷款和资本市场融资。资本积累提供已经形成的资金，信用创造则使企业能够提前取得尚未积累完成的购买力。不能说每一笔外资都是新创造的货币，但这种“收入未到，投资先行”的能力，确实是成熟市场经济体的日常运行机制。
具体来说，可以描述为：一家企业预计某个项目未来能够产生收入，可以用自己的利润投资，也可以向银行借款或者从资本市场融资。银行和投资者判断这项预期收入是否可靠，再决定是否提供当期购买力。
按照本系列的说法，这也是一种对未来预期收入的折现。
外资进入中国，就是把这部分购买力的使用方向移到了中国。它首先解决了一个现实问题：产品还没有卖出去，生产费用已经发生了。
厂房要先建，机器要先装，原料需要先买，工人也不能等产品卖出以后再领工资。
最早的来料加工大体能够说明这个过程。港商带来设备、原料、产品样式和订单，中方提供厂房和工人，产品加工完成以后返销境外，中方取得加工费。
土地原来就在那里，劳动者原来也在那里。但是，没有这个有支付能力的项目，它们不会自动组成一家工厂。
资本本身并不生产商品，却可以通过购买力，决定哪些资源先进入项目，又以什么方式组合起来。
外资没有创造中国原有的土地、劳动力和工业基础。它利用在成熟经济体中形成的资本和市场关系，为其中一部分生产要素找到了能够取得收入的现实用途。
外商直接投资占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的比重，1994年达到峰值17%，2000年回落到10%上下，2010年以后降到3%以下。点燃的火柴很小，烧起来的是中国的柴——高储蓄、企业群体和国家投资。
第二个，接通产品市场
外资将生产要素组织起来以后，还要解决产品的去向。
外国企业不是先把一笔没有方向的钱汇到中国，再考虑生产什么。很多时候，它已经有产品、技术、订单和销售渠道，需要决定的，是把哪些生产环节放在中国。
这些项目大多已经有比较明确的境外销售方向。它接通的主要是已经存在的国际需求。欧美、日本等经济体原来就在消费服装、家电、玩具和电子产品，也一直需要各种零部件和中间产品。把一部分生产环节放到中国，多半是为了降低原有产品的成本。生产地点变了，但消费群体大体还在那里。中国在当时并不是这些产品的主要市场，产品最终仍要进入外国企业原有的经济循环。
改革开放初期，中国企业缺的不只是资金，也缺少对境外市场的了解。外国消费者需要什么，产品执行什么标准，怎样安排交货，又通过什么渠道销售，并不是工厂建成以后自然就会知道的。可以说，中国的生产要素，这时只会“低头拉车”，不会“抬头看路”。
两个影响
第一个，推动要素市场化改革
资本整合其他生产要素，依靠的是经济力量，不是计划经济中的行政调配。
资本要求相关权利相对清晰，生产要素可以计价，可以在一定范围内流动和交换。而这些条件，在原来的计划经济体制下并不完全具备。
外资落地时，会问到一些很实际的问题：土地可以使用多少年，合同能不能执行，工人怎样招聘，工资怎样确定，外汇如何结算，利润是否可以依法汇出，带来的设备和技术能不能受到保护。
这些要求同原来的计划经济制度并不完全相容。
外资项目在运行中遇到的问题，构成了制度调整的一部分压力。土地使用期限、用工制度、外汇管理、产权保护，开始围绕项目运行的需要逐步调整。
但是，不能因此说中国的要素市场化改革是外资带来的。
农村改革、国有企业改革、地方财政压力和国内工业发展的需要，都在推动原有制度改变。没有已经开始的内部改革，外资也进不来。
实际过程大概是：国内改革先提供一部分空间，外资进入以后又遇到具体障碍，这些障碍进一步增加了制度调整的压力。
国内改革为外资进入提供条件，外资项目的运行又推动改革继续进行。二者互为条件，相互促进。
第二个，推动外向型经济结构的形成
产品的销售方向，自然要影响到生产围绕什么需求来进行组织。
改革开放初期进入中国的许多生产性外资，产品主要销往境外。资本、工厂和配套企业自然更多地向方便出口的地区集中。沿海地区靠近港口和国际航线，运输比较方便；服装、鞋帽、玩具和电子装配等行业，当时更容易承接外国订单，也更适合利用中国的劳动力条件。这些行业未必最先进，却比较容易进入原有的国际分工。因此沿海经济，沾得“近水楼台”之便，产业结构也多以出口为导向。
不同企业和投资者分别作出选择，汇总以后，逐渐形成了沿海地区和出口制造业率先发展的结果。中国外向型经济的基本形态，也是在一笔笔外资和订单中逐渐形成的。
外资项目落地以后，国内企业开始提供原材料、零部件、包装、运输等配套服务；一些熟悉市场变化的国内企业，也主动进入出口生产。地方政府则建设道路、港口和工业园区，为这些项目提供基础条件。
外部需求由此不再只决定某一种产品卖到哪里，也开始影响国内的土地、劳动、基础设施和资金向哪里集中。你看看，前些年的“春运”大潮，是劳动力向沿海集中的一个典型呈现。
这个过程也不是一条直线。1989年前后，受外部环境影响，外资增长一度停滞，直到1992年之后才真正放量。当时无论是外商还是地方政府，都看不到这条路二十年后会通向哪里，所以，我们所称的点燃，也不是一次完成的。
一个方向：路径依赖与产能扩张
与此同时，中国也在主动推进内部改革。除了前面提到的要素市场化，还有财税体制改革，更重要的是中央银行与商业银行组成的现代信用基础设施逐渐建立和发展。
中国开始形成自己的信用创造能力。
国内银行为出口企业和配套项目提供人民币贷款，地方政府建设工业园区、港口、道路，并保障供电供水。外资打开一个项目，国内信用可以围绕这个项目增加更多配套投资。
一笔外国订单，可能带动厂房、设备、上游企业和基础设施共同扩张。过去的出口增长，又成为下一轮信贷判断的依据。订单增加，企业扩产；企业扩产，地方增加配套建设；基础设施改善和产业链完善，又使中国能够承接更多订单。
路径依赖逐渐形成。
它并不必然导致产能过剩。新增产能可以被出口增长、国内需求扩大和技术升级吸收。问题出现在生产能力增长快于国内外最终需求的时候。
国内银行可以创造人民币存款，支持企业建设更多厂房、购买更多设备，却不能按照同样速度创造外国消费者的收入和需求。
当可贸易品的生产能力增长快于世界最终需求和中国国内需求时，企业便需要降低价格、扩大销量，争取更多市场份额。部分行业由此进入低利润竞争，出口规模可能增长得快于进口，贸易顺差也会扩大。
持续扩大的顺差，也会使进口国相关行业承受更强的竞争压力。生产能力越造越大，国际分工留给中国的消费份额却没有同步跟上。在地缘政治关系紧张时，巨额的顺差和出口企业广泛的低利润率，更容易使这种结构转化为贸易摩擦。
并不是外资进入时已经确定的结果，也不能只用外资来解释。外资和外国订单最初打开了一条生产与销售的通道，中国自己的信用体系建立以后，又沿着这条通道继续扩大供给。
近年数据显示：中国光伏组件产量占世界80%以上，据报道，欧洲甚至有人用它来做院子栅栏，因为它比原来的栅栏更便宜。风电装备产量占全球70%以上，粗钢、水泥、电解铝产量都超过全球的一半……
已经形成的产能，急切地寻找能够有效消化的市场。而支撑这套产能扩张的信用体系从何而来，是下一篇的主题：中国的银行，怎样从按计划分配资金，变成按未来收入发放信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