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代商业银行体系怎样放大中国经济增长
1978年至今，已经过去小半个世纪。其间有一些历史性的时刻、关键性的事件，对后来的发展影响深远。1994年，就是很多人“当时只道是寻常”的一年。
在此之前的改革，更多具有探索性质，带有“摸着石头过河”的特点。农村承包、乡镇企业、经济特区、外资企业、价格双轨制等等，都不是先设计好一整套制度，再按照图纸施工。往往是现实先向前走了一步，原来的制度容纳不下，才被迫作出调整。
比如年广久的“傻子瓜子”，雇工多了一些，就引发了是不是剥削、还是不是社会主义的争论，最后甚至惊动了总设计师。
从1994年开始，改革逐渐从局部试验转向面向市场经济运行的制度建设。
这一年实行分税制，重新划分中央与地方的财政收入；人民币官方汇率与外汇调剂市场汇率并轨，实行银行结售汇制度；金融改革则提出，把人民银行办成真正的中央银行，把专业银行逐步办成商业银行，设立政策性银行，分离政策性金融与商业性金融。此后，《中国人民银行法》《商业银行法》相继出台，现代金融体系的框架开始落在法律上。
当然，这些改革不是在1994年一天之内完成的。银行的资本补充、坏账处理、公司治理和风险监管，后来又经历了许多年。
1994年，中国打开了一扇重要的门：开始有意识地建设一套适应市场经济的现代金融体系。随着制度和金融基础设施逐步落实，中国开始获得大规模创造本币信用的能力。
从资金拨付到信用创造
改革开放以前，银行是财政的附属。建设什么项目，生产什么产品，哪家企业能够得到资金，大体由计划和行政体系决定。银行更多承担资金拨付、现金管理和结算功能。
虽然20世纪80年代中期开始实行“拨改贷”，但资金的名称从拨款变成贷款，并不等于资金配置方式已经完全改变。此后相当长一段时间，很多贷款仍然按照计划和行政要求发放。名义上是贷款，投放依据却不完全是企业未来的收入；名义上应当偿还，实际又常常依靠延期、续贷或者财政安排。
现代商业银行制度要改变的，正是这种关系。
商业银行一旦认可某个主体未来的收入，就能通过贷款形成今天的人民币购买力。这笔购买力进入企业、家庭和建设项目，调动机器、材料、土地和劳动。
商业银行体系建立以后，中国经济不必完全等待财政拨款，也不必只依靠过去积累的利润。通过信用创造，企业、居民和其他借款人未来可能取得的收入，被折现为今天可以使用的购买力。
商业银行刚刚起步，坏账已经压在账上
到20世纪90年代末，国有商业银行已经被不良贷款压得不堪重负，继续创造信用的能力受到严重限制。
账上的坏贷款，主要是政策性贷款、“拨改贷”、国有企业亏损和行政干预长期积累的结果。其中也有相当一部分，名义上依据未来收入发放，银行真正相信的却不是项目本身，而是政府不会让借款人倒下；企业依靠的也不是利润，而是旧贷款到期以后还可以继续借钱。还有一部分，则来自银行初次掌握信用配置能力以后出现的判断失误。
这个场景的味道是不是很熟悉？
预计收入没有出现，贷款形成的购买力却已经花掉了。原来应当通过企业收入收回的贷款，开始变成延期、续贷和坏账。
为了修复银行体系，国家开始集中处理问题。
1998年，财政部发行2700亿元特别国债，为四大国有银行补充资本金。1999年，信达、华融、长城和东方四家资产管理公司成立，按账面价值从四大银行接收了约1.4万亿元不良资产。
这次处理主要修复的是银行受损的资产负债表。旧的不良贷款被移出，资本得到补充，银行资本被坏账占用的情况有所缓解，商业银行才逐渐恢复扩大信贷的能力。
坏账并没有因为移出银行账本就消失。资产管理公司后来可以追偿和处置一部分，剩余风险则通过财政信用、央行支持和较长时间的资产处置，由国家体系承担。
2003年至2005年前后，中央又通过汇金公司等方式向国有银行注资，继续处理不良资产，推动股份制改造。几家大型银行随后陆续上市，资本、内部管理和风险约束逐渐加强。
这轮改革增强了银行体系的放贷和抗风险能力，但也留下了一层没有写在文件里的记忆：在特殊情况下，特别是涉及国有企业和政府项目时，贷款判断失误的成本是可以被安排的。只要贷款投向国有企业、政府项目或者政策鼓励的方向，银行就可能认为，最后不会完全由自己承担损失。
此后，银行的资本约束和风险管理严格了许多，但这种对政府隐性担保的期待并没有完全消失。遇到国有企业、地方平台和政策性项目时，它仍会影响银行对风险的判断。
第一次信用扩张留下的坏账得到处理，造成坏账的一些条件却没有完全消失。
银行体系的修复，又恰好与新的信用需求碰到了一起。2001年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出口订单迅速增加；国内企业继续成长，城市化迅速推进，居民住房、城市建设和基础设施也产生了越来越多的融资需求。
银行的资产负债表逐渐得到修复，经济中需要贷款的主体又越来越多。1994年开始建立的信用制度，至此进入了更大规模的使用阶段。
外贸和工业首先接住了信用
加入世界贸易组织以后，中国企业进入国际市场的确定性提高。企业接到订单，未来收入变得比较容易判断，银行也更愿意发放贷款。
贷款支持企业购买机器、原料和配套服务，出口收入又用于偿还贷款。出口企业扩大生产，还会带动包装、运输、零部件、设备制造和能源供应。
外国资本和国际市场打开了通道，中国银行创造的人民币信用，则把这条通道不断加宽。
最初可能只是一家外资企业取得订单，最后却带动一批国内企业进入同一条产业链。外部需求进入中国以后，又经过国内银行体系的信用创造，形成远远超过外资本身规模的生产性购买力。
国内市场也在成长
乡镇企业、民营企业和改制后的国有企业，并不都依赖出口。它们生产食品、家电、服装、建材、机械和各种生活用品，主要面对国内市场。
银行贷款使这些企业能够提前购买设备和原料。企业发展以后，就业和工资增加，又带来住房、家电、汽车、教育和其他服务的需求。
居民也逐渐成为银行的重要借款人。住房按揭把家庭未来二三十年的工资，变成今天购买住房的能力；消费贷款把未来收入的一部分提前用于当期消费。
企业收入、居民收入和国内需求相互促进，银行信用也从生产领域进入居民生活。
外贸与内需并不是完全分开的。出口企业扩大生产，带来就业和工资；工资又转化为国内消费。国内企业获得收入以后，再进行新的投资和招聘。
银行在这个循环中扩大规模，企业和居民又为银行带来更多存款、结算和贷款需求。中国的金融体系本身，也在经济增长中得到了长足发展。
城市建设吸收了更大规模的资金
工业化需要道路、港口、电力、供水和通信；城市发展需要住房、学校、医院和其他公共设施。这些项目投入巨大、周期很长，很难只靠当期财政收入完成。
与直接发债融资相比，我国的城市和基础设施建设长期大量使用银行信贷。因此，基础设施扩张同时也是银行信用和货币扩张的过程。
如果一个项目不能依靠自身收入还款，却按照能够自行还款的商业项目取得银行贷款，那么公共价值和偿债能力就混在了一起。
这些贷款在当时释放了购买力，推动了道路、园区和城市建设，也带动了钢铁、水泥、机械、建筑等行业的发展，增加了相关从业者的收入。
没有这套信用体系，仅靠财政积累和外资投入，很难在几十年内完成如此大规模的工业化和城市化。困难从此不再只是资本总量不足，也开始变成信用投向的问题：多少进入产业，多少进入基础设施，多少进入住房和土地。
但是，每一笔贷款都是对未来的一次判断。有些预期没有实现，购买力却已经在当时花掉。项目自身收入不足，财政和土地收入也没有达到原来的估计，原来准备依靠未来收入偿还的债务，只能展期、借新还旧，或者等待其他主体接手。
“理想很丰满，现实很骨感。”两者之间的缺口留在资产负债表上，便成了坏账、展期和无法退出的债务压力。
到了这时，贷款人和借款人是否还能够想起，当初共同写下的那个未来？